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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名义

各国史书通名与鲁国史书专名

春秋本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名,如“周之春秋”,“燕之春秋”,“宋之春秋”,“齐之春秋”,“百国春秋”等等,不单指鲁之春秋。

孟子《离娄下》说:

晋之乘,楚之梼杌,鲁之春秋,一也。

所以各国史书各有专名,鲁国史书的专名也叫春秋。

“春秋”即“春、夏、秋、冬”之节取

春、夏、秋、冬,四时之名。最迟起于西周。

古人于四时中较为重视春、秋二季,所以常将“春秋”二字连用。 《周礼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国语》中屡有出现。

杜预《春秋左传集解》序说:

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,年有四时,则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。

所以各国史书之名为“春秋”,即是节取“春夏秋冬”中“春秋”二字。

公羊传说孔丘以其书“春作秋成,故云春秋”,又引三统历说“春为阳中,万物以生;秋为阴中,万物以成,故名春秋”,恐怕不足信。 而《吕氏春秋》《晏子春秋》之“春秋”别有含义,与史书之“春秋”不一样。

春秋和孔丘

春秋三种传世本

春秋有三种传世本:左氏春秋、公羊春秋、谷梁春秋。

左氏春秋使用秦以前的文字著于书,称为“古文”。 公羊与谷梁则只是口耳相传,到汉代才用当时文字写出来,所以又称为“今文”。

古代经是经,传是传,各自单行。传是对经加以讲解,所以有三种传授本,也就有三种讲解本。

“今文”春秋立于学官,在国立大学中有博士讲授,而“古文”春秋却不得立于学官,但从西汉时便相当盛行。

汉书儒林传说:

汉兴,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、京兆尹张敞皆修春秋左氏传。

孔丘与春秋

三种经文最大的差异有两点:

  1. 公羊与谷梁经均记载了孔子生,左氏经没有。
  2. 公羊和谷梁经传写到鲁哀公十四年“西狩获麟”,左氏经却继续写到鲁哀公十六年“夏四月己丑,孔丘卒”。传不但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出走至越国,而且还大略叙述了赵襄子和韩、魏二家共同灭亡智伯,这是春秋以后几年的事了。

两种记载孔子生,一种记载孔子卒,左传还记载了鲁哀公吊唁孔子之辞,又加上了孔丘学生子贡的评论。可以看出春秋与孔丘不能说没有关系。

孔丘修或作春秋的说法

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说:

是会也,晋侯召王,以诸侯见,且使王狩。仲尼曰:以臣召君,不可以训,故书曰“天王狩于河阳”。

明确表示经文中的“天王狩于河阳”是孔子所书,即认为孔子有修过春秋。

但《竹书纪年》作“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”,没有以臣召君的文字,所以春秋原文是否有“以臣召君”很难说。 史记《晋世家》记载:

孔子读史记(当为鲁春秋或晋乘)至文公,曰:诸侯无召王。王狩河阳者,春秋讳之也。

也就是说,太史公认为春秋原文就如此。并非孔子修过。 当然,也可能是晋史记与纪年的记载与鲁春秋有所出入,但也足以说明此条证据不那么靠谱。

左传成公十四年又说:

君子曰:春秋之称,微而显,志而晦,婉而成章,尽而不汙,惩恶而劝善,非圣人,谁能修之。

这君子口中的“圣人”,就是孔丘,就好比公羊的“君子”。公羊荘公七年传说:

不修春秋曰:雨星不及地尺而复。君子修之曰:星霣如雨。何以书?记异也。

这是公元前六八七年三月十六日天琴流星雨纪事。 王充在论衡中说:君子者,孔子。一语破的。 公羊认为有所谓的“不修春秋”,大概是鲁国史官所记载的原本春秋。孔丘曾经修改它,便是今日的春秋。

孟子滕文公下更说:

世衰道微,邪说暴行有作。臣弑其君者有之,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,作春秋。春秋,天子之事也,是故孔子曰:“知我者其惟春秋乎!罪我者其惟春秋乎!”

直接说孔丘作春秋了。

庄子《齐物论》说:

六合之外,圣人存而不论;六合之内,圣人论而不议。春秋经世先王之志,圣人议而不辩。

庄周这里的“圣人”也是指的孔丘。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识,即有孔丘的笔墨。

孔丘没有修或作春秋的说法

前面的说法都表示孔丘有修或作春秋,那孔子是什么时候修或作的呢?

《史记》孔子世家将其列在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以后,而且说:

子曰:“弗乎弗乎!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,吾道不行矣,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?”乃因史记,作春秋。

前面提到,孔子在获麟二年后逝世。两年时间,以七十高龄,完成春秋似乎有些难以置信。 《史记》十二诸侯年表序的说法又与之矛盾,认为孔子在去周室时“论史记旧闻,兴于鲁而次春秋”。这就更不靠谱了,春秋记载了这个时间后的史事。

所以,史记中关于孔丘修或作春秋的时间都不怎么可靠。孔丘是否修或作过春秋,就很难说了。

《论语》中有记载孔丘读过易,而且引用过诗和书,并且自己说:“吾自卫反鲁,然后乐正,雅颂各得其所。” 那么,他确实整理过诗经的雅和颂的篇章。果真修过春秋,是比整理雅颂更大的事情,但他和学生却为何从未提过呢?

再者,春秋经中文风体例不一,也不像《史记》般是一人所著,倒与《荷马史诗》类似,更像是历经数百年,经不同人手而形成。

春秋二百四十二年,形势变化,史官一方面不得不适应当时情势,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加入个人观点和文风,才形成了春秋中不同的体例。

以形势而论,春秋初期,黄河下流诸国比较富强,而郑国以为王卿士之故,称强称霸,甚至和周桓王相战而胜。 不久,齐桓称霸,楚也日渐强盛,宋襄争霸未成。秦穆霸西戎而晋文、晋襄久霸中原。此为一变。 晋国政出多门,吴国突起,越又灭吴。这是后期形势。

孔颖达说:“推寻经文,自荘公以上诸弑君者皆不书氏,闵公以下皆书氏,亦足以明时史之异同,非仲尼所皆贬也。”

又公羊传昭公十二年云:

十有二年,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。“伯于阳”者何?公子阳生也。子曰:“我乃知之矣。”在侧者曰:“子苟知之,何以不革?”曰:“如尔所不知何?”

这个“子曰”还是“孔子曰”。依孔子之意,“伯于阳”三字应该修改为“公子阳生”,如果他果真修或作了春秋的话,为什么没改过来?

其实后世学者多有怀疑者,只是谁都不愿明说出来,背负得罪圣人之名。但婉曲而言者不少(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腹黑)。 朱彝尊《义考》中有:

郑樵曰:以春秋为褒贬者,乱春秋者也。

(所以,“乱臣贼子惧”实在是骗人的)

朱熹曰:圣人作春秋,不过直书其事,善恶自见。

(所以,什么“微言大义”实在是自作多情)

另外,清人袁穀芳春秋书法论说:

春秋者,鲁史也。鲁史氏书之,孔子録而藏之,以传信于后世者也。

石韞玉《独学庐初稿》春秋论也说:

吾则曰,春秋者,鲁史之旧文也。春秋总十二公之事,历二百四十年之久,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。此数十人者,家自为师,人自为学,则其书法,岂能尽同?

孔丘用春秋做过教本

《论语》述而说:“子以四教,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在这四者中,“文”自包括鲁国历史文献,即当时的近代史和现代史。 他必然看到鲁春秋有阙文,所以又说“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”。

春秋评价

春秋是鲁国的一部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(后人又续至十六年)共二百四十四年间的不完备而可信的编年史。

可信的证据

不完备的原因

春秋和三传

汉书艺文志:

春秋古经十二篇。经十一卷。

班固于“经十一卷”下自注:“公羊、谷梁二家”。则春秋古经就是左氏传的经。

这里的重点不在数字的差距,而在数字后面的量词“篇”与“卷”的差别。

公羊某序中言:至汉景帝时,寿(公羊寿)乃共弟子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。 这是明说了公羊的写成时间。 同时,汉人用“篇”指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,每简可容二十多字到一百多字,用素丝或青丝编联为篇。 若写在帛素上,则容字多,可能加轴卷起来,所以称“卷”。 所以,古经写在简上,公、谷写在帛上。而先秦一般用简,汉代丝业较发达,大都用帛和纸,故公羊、谷梁是汉时写定。

总体而言,公羊和谷梁,不是空话,便是怪话,极少具体的有价值的历史资料。 左传却时有补充解释历史事件,或是修正,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

左传的作者

作者是谁其实不是很重要,重要的是成书年代。这里估且列几种说法。

左丘明说

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:

鲁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异端,各安其意,失其真,故因孔子史记(即春秋)具论其语,成左氏春秋。

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孔颖达疏引沈氏说:

严氏春秋引观周篇(西汉本孔子家语中的一篇。今本孔子家语是曹魏王肃所伪作)云:孔子将修春秋,与左丘明乘,如周,观书于周史,归而修春秋之经,丘明为之传,共为表里。

两说皆认为是孔子修春秋,左丘明作传,不同者司马迁认为孔子修春秋在前,左氏作传在后,而严氏(要早于司马迁)则说孔子与左丘明同时观书于周史,回来后作,是写于同一时期。

总之,两说都认为左传为左丘明所作。

论语公冶长提到:

子曰:巧言、令色、足恭,左丘明耻之,丘亦耻之。匿怨而友其人,左丘明耻之,丘亦耻之。

孔丘引左丘明以自重,可见左丘明不是孔丘学生,司马迁也只是说左丘明为“鲁君子”,仲尼弟子列传中也没有他的名字。 所以他至少是孔丘同时人,年岁也不至小于孔丘。

唐人陆淳更是说左丘明是夫子以前贤人,非同时人,因为夫子自比,皆引往人,如“窃比于我老、彭”。 这样的话,就否定了前面两说,不认为论语中的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。

也有人在争论“左丘明”到底是姓“左”还是复姓“左丘”。无论如何,只要左丘明年代不晚于孔丘,便不可能是左传的作者。 因为左传最后记载到鲁哀公二十七年,而且还附加一段,说明智伯之被灭,还称赵无恤为襄子。 知伯被灭在公元前四五三年,距孔丘之死已二十六年,赵襄子之死距孔丘死已五十三年。 故左丘明若和孔子同时,便不可能在孔子死后五十三年还能著书。

吴起说

韩非外储说右上曰:“吴起,卫左氏中人也”。 左氏春秋者,因以左公名,或亦因吴起传其学,故名左氏春秋。

儒家别派说

左传作者显然不是论语中的左丘明,而历史上也再无第二个左丘明。

但吴起也不可能是左传作者。因为左传言怪、力、乱、神,迷信色彩很重,而吴起作为出色的军事家,几乎战无不胜,不太可能是迷信之人。

左传作者改写史料,有始有终,从惠公生隐公和桓公至智伯之灭,首尾毕具,风格一致。其人可能受孔丘影响,但是儒家别派。 韩非子显学篇说:

故孔墨之后,儒分为八,墨离为三。

孔丘不讲怪力乱神,左传作者至少不排斥。

左传成书年代

从左传被引用的情况来推断

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:

铎椒为楚威王傅,为王不能尽观春秋,采取成败,卒四十章,为铎氏微。赵孝成王时,其相虞卿上采春秋,下观近世,亦著八篇,为虞氏春秋。

所谓“春秋”,实指左传。经文其实只有一万八千字,不致于“为王不能尽观”,加上左传便有近二十万字,才可能。

孔颖达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中引刘向别録也说:

铎椒作抄撮八卷,授虞卿。虞卿作抄撮九卷,授荀卿。

这里的“抄撮”,即司马迁所谓的“铎氏微”和“虞氏春秋”。司马迁看过,刘向、刘歆也看过。 战国策楚策四还有下列文字:

虞卿谓春申君曰:臣闻之春秋,‘于安思危,危则虑安’。

所引其实就是左传襄公十一年“居安思危,有备无患”。古人引书,不拘于文字,但求意达。

楚威王元年为公元前三三九年,末年为前三二九年。“铎氏微”当作于这十一年间。 亦可见此时在上层中左传已甚为流行。

虞卿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三零五至前二三五年。这以后征引左传的就更多了。荀卿、战国策、吕氏春秋、韩非子均有引用。

汲郡古墓

晋武帝咸宁五年(公元二七九年),汲郡人不準盗掘魏国古墓,发现不少竹简古书,其中有一种叫“师春”。 据晋书束晳传和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后序说,“师春”完全抄录左传的卜筮事,连上下次第及其文义都和左传相同。 杜预和束晳都认为“师春”是抄集者人名,但不知何年代人。

汲郡古墓据考证是魏襄王墓(即孟子见梁惠王中惠王的儿子襄王),其中还出了“竹书纪年”,记载魏史只到今王二十年。 今王即魏襄王,当时还活着,在王位,故称今王。 魏襄王在位二十三年,故师春的抄集至迟在魏昭王元年以前,即公元前二九五年以前。

虽然“师春”书已不存在,但杜预、束晳二人是亲眼见过这批竹简才记述下来的。 所以,左传在战国的流行算是有了实物证明。

从左传内容来分析

上面的推断已得出左传在战国时就已流行,但还未能更具体到成书年代。

顾炎武日知录卷四有左氏不必尽信条,说:

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。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,而亦不尽信也。 三良殉死,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。至于孝公,而天子致伯,诸侯毕贺,其后始皇遂并天下。 季札闻齐风以为国未可量,乃不久而篡于陈氏;闻郑风以为其先亡乎,而郑至三家分晋之后始灭于韩。 浑罕言姬在列者,蔡及曹、滕其先亡乎,而滕灭于宋王偃,在诸姬为最后 僖三十一年狄围卫,卫迁于帝丘,卜曰三百年,而卫至秦二世元年始废,历四百二十一年。 是左氏所记之言亦不尽信也。

据此,后人认为左传作者每每借他人之口作预言。 预言被证实的,是作者所亲见的,预言不灵验的,是作者所未及闻见的。 由此可以测定左传成书年代。

预言不灵验的主要有以下:

一、前面提到的秦的不复东征。但秦孝公即位后,“于是乃出兵,东围陕城,西斩戎之獂王。二年,天子致胙”。这是左传作者所不及见的。这时已是公元前三六〇年。 二、田和代齐。左传中只看到了陈有代齐的苗头,而田和代齐在公元前三八四年,也是左传作者所未及知道的。 三、魏国兴衰。左传中预言了“公侯之子孙,必复其始”,即恢复为公侯。所以左传作者一定见到了魏斯为侯,其时为公元前四〇三年。但看不到魏文侯后代称王。又说”魏子之举也义,其命也忠,其长有后于晋国乎!”此处“晋国”即“魏国”。可见作者没看到魏的日益衰弱,“东败于齐,西喪地于秦七百里”。

所此,推断左传成书在公元前四〇三年魏斯为侯之后,公元前三八四年田和代齐前。

左传和国语

春秋外传说

司马迁既说左丘明“具论其语,成左氏春秋”,又说“左丘失明,厥有国语”,认为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的作品。

汉书中又称国语为春秋外传。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还说:

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,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,又纂异同为国语。

三国吴国韦昭作国语解序进一步解释说:

其文不主于经,故号曰外传。

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竟然说:

左传从国语分出,又何疑焉?

康有为的所谓新学,换句话说,就是王莽之学,国为王莽逼汉孺子婴让位,国号新。 而刘歆为王莽国师,康有为接受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的论点,更加以穿凿附会,因此指左传等书为“伪经”。 他写了新学伪经考、孔子改制考等书。 这些书在当时政治上起的作用,自然应该另行论定。 至于在学术上,却毫无是处。 章炳麟作春秋左传读敍録,一条一条地驳斥刘逢禄,读者不妨把这两部书大致翻看一遍。 至于康有为的书,既不必看,更不值得驳斥。 崔适作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也和康有为之说同,同样不值一驳,因为他们只是臆测,不举可靠的证据,不依合理的逻辑。

左传自左传,国语自国语

一、左传是一人手笔,行文风格完全一致,并无后人添加的字句。 国语文风与左传不能相比,“其辞多枝叶,不若内传之简单峻健,甚者驳杂不类,如出他手”。 “左传之文,年月井井,事多实录。而国语荒唐诬妄,自相矛盾者甚多。左传纪事简洁,措词亦多体要;而国语文词支蔓,冗弱无骨,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。”

二、左传在旧的分类中列为经书,国语却列为杂史。 国语于齐桓、晋文之事之字未提,春秋初期的小霸郑庄公也未提,也未提子产。 但提到了年代更靠后的楚威王灭越(公元前三二九年) 左传很少记越事,可能左传作者离越国很远,看不到越国史料。越语中却详细记载了勾践灭吴事。 左传中记载越灭吴在哀公二十二年,而国语中却记为哀公十年。 还有其它很多春秋史实国语都与左传冲突。

左传在西汉的流传

中国自汉代时,便慢慢将政权开放,政府中位高者不必家世显赫,只要有才学,自可位极人臣。 而才学多靠读书。 但古时写作、出版、流传十分不便,有些书往往成了家传之宝。 故有“遗子黄金满籝,不如一经”之说。

左传在西汉主要有两个版本。

汉鲁恭王坏孔子宅,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。其中便有左传。

左传还有民间传本,大概传承是从作者到曾申,到吴起等,荀卿、贾谊均在传承链中。

两版本并无大异,故坏壁中出书后,便合二为一了。

从左传看春秋时代

春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?

生产关系

郭沫若在青铜时代、奴隶制时代诸书中,认为:

依据史记,把绝对的年代定在周元王元年,即公元前四七五年。 在这之前的春秋作为奴隶社会的末期,在这之后的战国作为封建制的初期。

那么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有何不同?春秋时代拥有怎样的特点?

如果主要生产者是奴隶或农奴,则为奴隶社会; 如果主要生产者是农民、地主,则为封建社会。

鲁国在宣公十五年,即公元前五九四年,宣布“初税亩”。 按田亩抽税,便是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。

在典型的奴隶社会,则如诗小雅北山所咏:

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。

不仅天下土地为天子所有,连人都是。任何人都无自由身。

但在左传中,显然已不是这样的情形。 如郑庄公与周王开战,射伤了周桓王。

但天子权威也还在。如齐桓伐楚,还找个借口,说是“周昭王征伐楚国而溺死于汉水”。齐桓晋文的称霸,都是勤王的。

所以春秋时代中对抗周王与拥护周王是同时存在的,说明春秋处在一个转型期。

春秋时自耕农与奴隶并存。如论语中子路所遇“丈人”,如晋文所遇“野人”。

刑法

一个国家刑法公布与否,和奴隶制、封建制很有关系。

奴隶的主人可任意处置奴隶,奴隶无自由可言,也就谈不上有针对他们的刑法可公布。 那些从事农业经济的自由民,则要求有人身安全及其它保护规定,就必然需要法律的保障。

郑国子产于鲁昭公六年(前五三六年)铸刑书,晋国的所谓贤能之人叔向便给子产一信,表示失望。 子产简单地回信说:“吾以救世也。”这正和王安石答复司马光的信相类似。

昭公二十九年(前五一三年),晋国赵鞅、荀寅等又铸刑鼎。这表示晋国的农业生产已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了。 孔丘是个保守派,发了一通反对的议论,怎么能阻拦住社会潮流的趋势?

天人关系

在奴隶社会,最大奴隶主称为“天子”,意即上帝之子。 而天象和人事有密切相关。

祈求天神与“天道远,人道迩”这两种观点不断冲击。 如子产不禳火災一事。

即使到了汉代,董仲舒的春秋繁露、汉书五行志引刘向说,还纷纷议论天人关系。

这足以表示奴隶社会的上层意识并没有随奴隶制的消灭而消灭,奴隶主的尸体还在发臭。

但子产、荀卿都是唯物思想较重的。 一部战国策,任何人都不讲天人关系,也不迷信鬼神,只谈形势和政治、战略,更多地谈外交政策。 足见战国游说者的思想,和当时形势相适应。

左传中讲“怪力乱神”, 一方面是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和一些人的思想情况; 另一方面,可能也是作者喜欢这一套。

祭祀

在奴隶社会,祭祀是国家一件大事,这固然从殷商和西周初年的龟甲卜辞可以看出。

左传成公十三年传引刘康公的话说: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。” 襄公二十六年传载卫献公谋回国复位,和甯喜谈判,条件是“政由甯氏,祭则寡人”。 卫献公宁肯放弃政权,却不放松主祭权。 这也是奴隶制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现象。

礼与仁

左传中讲礼的次数比讲仁的次数多得多。

春秋末年,孔子便讲仁多于礼。甚至说:

人而不仁,如礼何?

认为仁是实质,是核心;礼仅仅是条文,是形式。 这种观念,也只能在封建制的初期才能出现。